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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小学生环境知识、态度和预期行为关系研究

王民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系

中小学生的环境知识、环境态度和环境预期行为之间的关系是环境教育中的一个基础,因而受到各国环境教育研究的普遍重视。开展环境教育较早的国家对此都有深入的研究,并将此作为环境教育的基础。

一、一些国家和地区学生环境知识、态度和预期行为关系的研究

 将不同国家和地区调查环境知识、态度、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列表对比(见下表),国外环境知识与环境态度间相关性研究,显示出正相关、负相关及无关三种结果。在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报道则多呈正相关或无关两种结果。

调查者

调查对象与时间

调查方法

调查结果

Cohen

1973

首先依据被试者在环境知识上的得分,区分为环境知识高分组及低分组。随后再以其对有关环境问题的态度叙述,测量其环境态度。

与低分组比较,环境知识高分组对环境态度叙述的反应较为积极,其针对正向叙述的回答多偏于“极赞同”或“赞同”,而对于反向叙述则多答以“极不赞同”或“不赞同”。低分组的态度反应则趋保守,有较高比例的受测者表示“没有意见”。受测者在环境知识与环境态度间存在显著相关,即具有较多环境知识的受试者,对于环境的态度也更倾向于正向而积极。

Ramaey和

Rickson

 

1976

 

具有较多相关知识的受试者,对减少环境污染的态度叙述持较正向支持的立场。在环境污染问题的知识面与态度之间,有一个循环递进的现象。即获得的知识可以激励学习者本身形成正向的环境态度;而具备了某种程度的环境态度后,又诱发学习者进一步吸取更多相关的环境知识。

Lispey Tracy和

Oskamp

1977

及1983~84

 

在针对环境行为与环境态度二者间的研究上,Lispey(1977)及Tracy和Oskamp(1983-84)均未发现其有任何关连。

Fortner

1978

 

验证了环境知识与环境态度间的正相关。

Borden和

Schettino

大学生,1979

运用由Maloney等人(1975)设计的问卷,将大学生的受测分为高、低环境知识及环境态度组。依问卷中口头承诺及实际承诺两分量表,测量环境知识及环境态度与环

境行为变项的关系。

结果显示口头承诺与环境态度间有显著相关,但与环境知识关系微弱。至于实际承诺与环境知识及态度间的相关则十分强烈。

Fortner和Teates

中小学生,1980

 

在有关海洋环境知识与态度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

Moore

大学生,1981

 

在能源知识量表上得分较高的大学生,同样在对能源问题的态度量表上有较高的得分。

Borden

大学生,1984

运用由Maloney等人(1975)设计的问卷,将被测的大学生依其在实际承诺量表上的得分,分为高、中及低环境行为组。每组受测者填答针对污染、科学、环境、科技及自然而设计的态度量表。

个人对污染所持的态度与其环境行为的参与程度相关性最高。将各项分量表所得分数加和,发现环境行为与整体的环境态度之间显现出极高的正相关。

Sia等人

1985

 

环境敏感度;环境行动策略的知识;个人控制信念;团体控制信念;对污染的态度等与环境知识及态度有关的变项和环境行为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

高翠霞

中学教师,1988

以台湾地区十项重要的环境事件,测试中学教师对环境的敏感度及环境的关切程度。为了便于量化分析,有关环境敏感度的评量,以填答“知道”该事件者给1分,答“不知道”者得0分。在环境关切度的选项上,则依选“极不关注”、“不关注”、“关注”、“很关注”、“极关注”分别由1至5计分。环境知识方面的测试以环境保护、空气污染、水污染、废弃物处理、噪音、有毒物质、自然资源、自然生态、能源、居住环境等十个类目进行命题。

研究结果发现,中学教师环境敏感度与环境知识,两变项间有显著正相关。该结果说明环境知识的正确与否,对个人的环境敏感度会有直接的影响。但环境敏感度及环境知识两项与环境关切度之间,并未发现有显著相关。亦即,就参与研究的中学教师而言,前两项分数的高低并不影响其对环境的关切程度。

黄政杰等

台湾地区国小、高中及大学生,1989

以自编的“学生环境意识调查卷”进行调查。其“环境意识”由⑴对环境及其问题严重性的认知;⑵对环境问题的敏感度;⑶对环境问题的关切度;⑷环境知识;⑸环境态度等五个向度所组成。作者以多元回归方法分析环境态度与环境知识等其他向

度的关系,藉以找出影响环境态度的重要解释或预测之

因素。

研究结果发现其他四个向度对大学生的环境态度的预测力,均达显著水准(P<0.001)。其中台湾环境问题严重性认知的预测力最大,大学生中认为台湾环境问题严重者,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趋于正面而积极。而地区性环境问题严重性认知的预测力很低,未达显著水准。

Arcury

公众,1990

利用新环境典范量表测试公众对自然界平衡;增长的限制;人类主宰自然等三方面的态度。

研究结果显示公众的一般环境知识、能源知识及对本州环境认识均与由整个量表所测得的一般环境态度显著相关。个别三个态度分量表与上述三类环境知识之间亦呈正相关。

陈是莹与曾怡祯

小学教师,1991

评价台湾地区小学教师与环境有关的认知、情意及行为三方面的多种变项。

就认知与情意而言,小学老师的环境知识、对台湾环境问题的认知、环境意识、宇宙观及社会价值观两两之间均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除环境意识与对台湾环境问题的认知相关呈显著水准达到0.05外,其余各两两变项间相关的显著水准均达0.001以上。

陈是莹

小学教师,1991

调查台湾地区小学教师环境认知、知识、态度及行为,并探讨环境行为与其他变项间关系。

 

环境行为在此研究中与环境意识间的相关性达0.001,然而对其他变项则均无显著关系存在。

 

Oskamp等人

 

1991

以电话调查。

具备相关知识的公众,较倾向于从事如垃圾回收等实际致力于环境保护的工作。

Hopper和

McCarlinielsen

1991

以垃圾回收为例,探讨环境行为与各种因素间的关系,经常提供资讯及宣传与行为的实践程度有密切的关系。

在该研究中发现,环境态度与之无关,即具备正向而积极的环境态度的民众,未必会主动地实践垃圾回收的行为。

靳知勤

大台北地区的师生,

1993

依Maloney等人(1975)的定义,将环境行为区分为口头承诺及实际承诺两个分量表,对大台北地区的四组受测者进行调查。

口头与实际承诺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但环境知识与实际承诺无关。除高中生外,其他三组(包括初中生、职前及在职中学教师)的口头承诺

均与环境问题严重性认知的关系密切,至于环境态度与实际承诺间的显著相关则只出现于高中生组。

    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不断见诸报端。那么我国中小学生总体的环境知识、环境态度和环境预期行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它有什么特点?这是我国开展环境教育研究必须要进行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二、对中国中小学生环境知识、态度、预期行为的总体评价

中国环境报社和北京师范大学资环系曾经采用科学抽样方法,于 1993—1995年对我国北京、上海(特邀参加)、辽宁、山东、吉林、湖北、江西、四川、甘肃、宁夏十个省(市、区)进行调查,每省随机抽取43所中学,并在所抽取的中学附近选一所同档次的小学,中、小学校共86所。每个学校再随机抽取20名学生,小学为五年级学生,中学为高中一年级学生。通过检验,获得有效样本15412人,占总样本的 97.3%。

中国中小学生环境意识调查问卷共分个人情况、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预期行为、参与环境教育及活动的程度等6部分。对调查问卷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分析计算,中学生问卷,a=0.607;小学生问卷,a=0.608。具有较高信度。效度分析采用专家评价法,由22人担当专家,认为测验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按照环境意识单项评价模型和总体评价模型,我们进行统计计算,得到中、小学生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预期行为以及综合值的分数如下:

采用学校一般给分标准,确定分数等级:100-90分级别为优;89-80分为良;79-70分为中;69-60分为及格;59分以下为差。分析上表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中学生的环境意识中,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的得分高于环境预期行为和环境教育参与态度的得分,表现出“知”与“行”有些脱节。特别是“行”,在四个部分中是最低的,令人担忧。

   (2)小学生的环境意识中,环境知识、环境态度得分较低,而环境预期行为和对环境教育的参与态度得分较高。如果说,中学生的环境意识是“知”多“行”少;那么小学生则是“知”不足而“行”可嘉,其原因是:环境知识得分低与学习年限有关,这也影响到环境态

度。不过,对环境教育及活动有积极的态度和热情,可以帮助他们较快地弥补其知识的不足;也促使负责任环境行为的形成。 将所得分数进行分级,中、小学生的总体评价都是“中”。中学生的环境知识、环境态度、对环境教育的参与态度以及小学生的环境预期行为也处在“中”的等级上;小学生的环境知识、环境态度和中学生的环境预期行为处在“及格”的水平上。经归因得出,小学生的环境知识、环境态度处在“及格”水平上,基本上可以归于客观因素所致,而中学生的环境预期行为处在“及格”水平,可以较多地归因于主观因素,而不能强调客观。小学生的“对环境教育的态度”接近于优,基本上可认为是主观态度所致。

三、中国中、小学生环境知识、环境态度与环境预期行为相互关系

    根据中国中、小学生的总体样本中的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预期行为、环境教育的参与态度之间进行的相关分析,我们得出中、小学生环境知识、环境态度和环境预期行为的相关系数。

   (1)中国小学生环境知识、态度与预期行为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从上看出,小学生的环境知识和环境态度、环境行为与环境教育参与均呈强相关。由此可以认为:小学生的环境态度的得分低,主要是环境知识不足;环境教育参与态度对学生的环境预期行为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从相关系数来看,存在增加知识,就可以形成环境态度,从而产生预期的环境行为。所以,对于小学生来讲,由于环境知识比较缺乏,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这时,他们的环境意识模式比较符合“知识-态度 -行为模式”。不过,环境态度在此分为两部分,一是对环境自身的态度,二是对环境教育及活动的参与态度。环境预期行为与环境教育的参与态度较之对环境自身的态度更为相关。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小学生的特点。

   (2)中国中学生环境知识、态度与预期行为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从关系图中可以看出,中学生的环境预期行为和环境教育的参与、环境知识和环境态度均呈强相关,在这一点上虽与小学生一致,但其意义不同:中学生环境态度得分高,与其环境知识较丰富密切相关;中学生环境预期行为水平较低与其对环境教育及活动的态度密切相关。而环境知识与环境预期行为、环境知识与环境教育参与处于弱相关,以至不相关的程度。

    从相关系数中可以看出,中学生环境知识与环境预期行为、环境教育的参与态度的相关性较弱,与环境态度的相关程度也较小学生低。而环境态度与环境教育的参与态度及环境预期行为的相关程度在加大。所以,我们认为,中学生的环境意识模式(也可称环境行为模式)已由“知识-态度-行为模式”转变为“态度 - 行为模式”。对于中学生来讲,“态度-行为模式”中的“采取行动的意图”更多地表现为“环境教育的参与态度”。

(3)环境态度是中国中、小学生环境意识各部分中的中心要素,不论是小学生还是中学生,其环境态度与其他部分都呈显著相关。可以说,环境态度是环境意识整体中的关键连结要素。

    (4) 中学生环境意识中,环境行为与环境教育参与最为相关(相关系数最大);小学生环境意识中,环境知识与环境态度最为相关(相关系数最大)。它们恰好成为中、小学生环境意识得分中,最少的两项。可以认为,提高学生的环境意识,对于小学生来讲,首要的问题是提高学生的环境知识,进而提高他们的环境态度;而对于中学生来讲,首要的问题则是提高学生对环境教育的参与态度以及环境预期行为。

环境教育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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